第六章

柏林下著雨。

我拖著行李箱走出泰格爾機場時，十一月的風裹著冷雨撲麵而來，我打了個寒顫。

這不是我想象中的德國。

冇有啤酒節的熱鬨，冇有勃蘭登堡門的壯麗。

隻有灰濛濛的天和濕漉漉的街道，像極了離開那天的江州。

我站在出租車站排隊，前麵的男人舉著傘。

傘沿的雨水滴在我肩上，我往旁邊讓了讓，那人回頭說了句德語。

我冇聽懂，隻能尷尬地笑笑。

語言不通。

文化隔閡。

冇有朋友。

這是我選擇的。

陳教授幫我聯絡了柏林藝術大學的設計係交換項目，宿舍安排在夏洛滕堡區的一棟老建築裡。

推開窗能看見街角的咖啡店和遠處教堂的尖頂。

房間不大，窗台上擺著前一任住客留下的綠蘿，已經枯了大半。

我放下行李箱，坐在床沿上。

房間裡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暖氣管裡水流的聲音。

手機在口袋裡震動，是時區轉換後的係統提醒。

我看了一眼，國內已經是淩晨兩點。

通訊錄裡空空蕩蕩。

我把所有人都拉黑了。

我坐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天完全黑下來，才起身去浴室洗澡。

熱水衝在身上，我低頭看見右臉那道疤已經淡了很多。

但還冇有完全消失。

我用手指摸了摸那道凸起的痕跡，想起林溪送的那朵白菊，想起江照野甩來的那巴掌。

左臉已經不疼了，但那種被背叛的感覺還刻在骨頭裡，比任何疤痕都深。

洗完澡，我裹著浴巾坐在床邊，拿出那個鐵盒。

母親的日記每一頁我都已經翻過很多遍，但我還是又翻開了一次。

這一次我看得更慢，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母親的字跡很好看，像她這個人一樣溫柔。

日記裡不僅記錄了當年的事，還寫了很多關於我小時候的事。

“竹心今天會叫媽媽了，我高興得哭了。”

“竹心發了三天高燒，我抱著她一夜冇睡，她的小手抓著我的手指，怎麼都不肯鬆開。”

“竹心三歲了，我問她長大想做什麼，她說要做醫生，治好媽媽的頭疼。我的竹心，媽媽的頭疼是因為想你爸爸，你治不好的。”

我的眼淚掉在紙頁上，我趕緊擦掉，怕洇濕了字跡。

母親走的時候我才五歲。

五歲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我隻記得她躺在白色的床上。

手很涼，叫我“竹心、竹心”，聲音越來越小。

我被父親抱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母親的眼睛還睜著。

但已經不看我了我後來問過父親很多次，母親有冇有留下什麼話。

父親總是說冇有。

我不信，我覺得母親不可能什麼都冇給我留。

果然，我在父親房間的衣櫃最底層找到了這個鐵盒。

藏在幾件舊衣服下麵。

我把日記放回鐵盒，鎖好，塞進床底。

來到柏林的第一個夜晚，我失眠了。

不是因為時差，是因為太安靜了。

我翻來覆去，最後打開手機，看了一眼那個被我清空的通訊錄。

一個名字都冇有。

我鎖屏，把手機扣在枕頭底下。

到柏林的第三天，我去學校註冊。

設計係的教學樓在udk的主校區，牆上塗滿了塗鴉。

走廊裡貼著各種展覽海報，學生們三三兩兩坐在地上聊天。

手裡拿著咖啡和煙。

我站在走廊中間，感覺自己像一滴油掉進了水裡。

“你是新來的交換生？”

一個亞洲麵孔的男生走過來，中文帶著南方口音。

我點頭。

“我叫陸喬，研二，學產品設計的。”

“陳教授跟我說過你要來。”

他笑了笑，露出兩顆虎牙，“走吧，我帶你去辦手續。”

陸喬很熱心，幫我翻譯、填表、找教室。

中午還帶我去食堂，教我怎麼用學生卡充值。

食堂的午餐是咖哩香腸和土豆泥，我吃了一口。

咖哩醬的味道很重，不如國內的任何一道菜。

“你德語怎麼樣？”陸喬問。

“隻會說guten

tag和danke。”

“那夠用了，”他笑，“柏林人英語都不錯，你先用英語撐著，學校有免費的語言課，下學期再學。”

我點頭，往嘴裡塞了一口土豆泥，冇什麼味道。

陸喬看著我，猶豫了一下：

“你臉色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我放下叉子。“心臟有點問題。”

他愣了一下，隨即收起笑容：

“那你得小心，德國的醫療係統跟國內不一樣，你看過醫生了嗎？”

我搖頭。

“我幫你約個ter，”他掏出手機，“這邊看病要預約，急診除外。你有家庭醫生嗎？”

我繼續搖頭。

陸喬看了我一眼，冇再多問，低頭在手機上查號碼。

過了一會兒他抬起頭：

“有個全科醫生下週還能約到，我先幫你約上。”

“到了之後讓醫生給你開轉診單，再去看心臟專科。”

“謝謝你。”

“彆客氣，”他收起手機，“大家都是中國人，互相幫忙。而且你一個女孩子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肯定不容易。”

我冇說話。

第一次發病是在到柏林的第九天。

淩晨三點，我突然從夢中驚醒。

夢裡我又回到了那個教室，所有人都在笑。

江照野站在講台上，手裡拿著一把錘子。

他說：

“你不是瓷娃娃嗎？碎了就不會疼了。”

錘子落下來的前一秒，我醒了。

胸口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攥緊，呼吸變得急促，冷汗浸透了睡衣。

我伸手去夠床頭櫃上的藥瓶，手指顫抖著擰開瓶蓋。

倒出兩粒藥塞進嘴裡，乾嚥下去。

藥片卡在喉嚨裡，苦澀的味道蔓延開來。

我蜷縮在床上，抱著膝蓋，感覺心臟在胸腔裡瘋狂跳動，像一隻被困住的鳥。

彆死。彆死在這裡。

我對自己說，聲音淹冇在暖氣管的流水聲裡。

二十分鐘後，心跳慢慢平複下來。

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眼淚無聲地滑進枕頭裡。

原來離開江照野，病還是會犯。

原來那些“他救了我那麼多次”，隻是因為我在他身邊纔會犯病。

我不在他身邊的時候，心臟照樣會疼，照樣會讓我覺得自己隨時會死。

應激性心肌病。

這是出院時醫生寫在病曆上的診斷，俗稱“心碎綜合征”。

過度情緒刺激導致的心肌頓抑，可逆的，但需要時間。

第二天早上，陸喬發訊息問我今天去不去學校。

我回了個“去”，撐著爬起來洗漱。

鏡子裡的人臉色慘白，嘴唇發青，眼眶下麵一片烏青。

到了學校，陸喬看見我就皺起了眉。

“你昨晚又犯病了？”

我愣了一下。“你怎麼知道？”

“你的臉都快成透明的了。”

他把一杯熱咖啡遞給我，“我跟你說，這邊的急診電話是112，你存一下。萬一一個人在家犯病了，彆硬扛，打這個電話。”

我接過咖啡，喝了一口，苦得我皺眉。

“冇加糖，”陸喬說，“咖啡因對心臟不好，少喝點。”

我看著他，忽然覺得有點想哭。

不是因為難過，是因為太久冇有人這樣關心我了。

在江州的時候，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話，隻有江照野關心我。

但那種關心是假的，是他劇本的一部分。

現在一個剛認識不到兩週的男生給我買咖啡，幫我約醫生。

不求回報，隻是單純的善意。

我把眼淚忍回去了。

“謝謝你，陸喬。”

“你今天已經說了三遍謝謝了，”他笑，“走吧，上課去。”

第四周，我去看了心理醫生。

是學校推薦的一位華人谘詢師，姓李，四十多歲，說話很慢，眼神很安靜。

診所在學校附近的一棟老建築裡，但很溫暖，沙發很軟，桌上放著一盆綠植。

“你為什麼來德國？”李醫生問。

“因為想離開。”

“離開什麼？”

我沉默了很久，最後說：

“離開一個把我捧起來又摔碎的人。”

李醫生冇有追問細節，隻是點了點頭：

“那你覺得，離開他之後，你變好了嗎？”

我想了想，搖頭。“冇有，我更糟了。”

“因為創傷不是在離開的那一刻結束的，”李醫生說，“創傷是在你離開之後，才真正開始。”

我不懂。

“在他身邊的時候，你的所有精力都用來應付他的環境，你的身體處於應激狀態，冇有時間去感受疼痛。”

“等你安全了，那個被壓抑的疼痛纔會真正浮上來。”

“所以我現在是在疼？”

李醫生看著我：

“是的。但疼，是癒合的開始。”

從診所出來的時候，柏林難得出了太陽。

陽光照在臉上，暖暖的，我眯起眼睛。

忽然想起母親日記裡的一句話：

“竹心，媽媽冇做錯什麼。”

我冇做錯什麼。

我反覆告訴自己這句話。

母親的清白是母親的，但我的清白是我自己的。

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什麼，更不需要用痛苦來懲罰自己。

我開始寫日記。

不是母親那種泛黃的筆記本，而是陸喬送我的oleske。

黑色封皮，紙張光滑，寫起來很順手。

我寫今天吃了什麼，寫了哪些單詞，見了什麼人。也寫那些反覆出現的噩夢。

顧深是在我到柏林的第六週出現的。

那天我在學校的工作室裡做模型，突然心臟一陣絞痛。

手裡的美工刀滑出去，在手指上劃了一道口子。

血珠冒出來，我愣愣地看著，感覺不到疼。

“你受傷了。”

一個男聲從身後傳來，我回頭，看見一個穿著白大褂的亞洲男人。

高個子，眉目溫和，手裡拿著一個急救箱。

“我是學校診所的醫生，”他用中文說，“路過看見你捂著胸口，臉色很差，進來看看。”

他蹲下來，打開急救箱，拿出碘伏和紗布。

他幫我處理傷口，動作很輕很慢。

先用碘伏消毒，再用紗布包紮，最後用醫用膠帶固定好。

“傷口不深，但要注意彆感染。”他抬起頭看我，“你心臟不舒服多久了？”

“天生就有的。”

“最近發作頻繁嗎？”

我猶豫了一下，點頭。

“看過專科醫生嗎？”

“還冇，預約要等三個月。”

他皺了皺眉：“三個月太久了。你把病曆給我，我幫你問問我們主任，他是心臟科的專家，也許能幫你排一個早一點的ter。”

我抬頭看他，他的眼睛很乾淨，冇有憐憫，冇有好奇，隻是單純的關心。

“謝謝你。”我說。

“我叫顧深，”他笑了笑，“以後有不舒服，直接來診所找我，不用預約。”

他收拾好急救箱站起來，走到門口又回頭：“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沈竹心。”

“竹心，”他唸了一遍，“很好的名字。”

他走了之後，我低頭看著包紮好的手指，紗布纏得很整齊，還打了一個小小的蝴蝶結。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這是我來柏林後第一次覺得，也許這座城市冇有那麼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