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銅鏽
賭場不在新宿。在池袋。
老馬開著那輛排氣管漏煙的麵包車，從新宿一路往西北開。車廂裏擠著八個人——陸川、阿龍、阿虎、海生，加上另外四個關爺撥過來的老手。老手們坐在後排，不說話，有的在閉目養神，有的在用拇指摩擦指節上的老繭，動作機械而熟練，像是在做某種賽前熱身。海生坐在靠窗的位置，膝蓋上放著一個帆布挎包，包是空的，但他的手一直按在包上，像裏麵裝著什麽值錢的東西。其實包裏隻有一本筆記本和一支鉛筆頭。他習慣了——不管去哪，先把東西記下來。
“池袋。”鍾亦鳴不在車上，但他昨晚在公寓裏用那張皺巴巴的東京地圖給陸川畫過路線，“池袋站西口出去，往北走，過了立教大學再往西。那一片叫西池袋，警察巡邏的頻次比新宿少三成。為什麽關爺把賭場放那邊？因為警察少。為什麽警察少？因為那邊的派出所去年被裁了一半警力——池袋的預算被新宿吃了。東京都把警力都堆在新宿和銀座，泡沫嘛，有錢的地方纔有人管，沒人在乎池袋。”
陸川把這段話記在了腦子裏。不是記在地圖上，是記在腦子裏。他想起關爺在年夜飯那晚跟他說的話——“你管的不隻是八個人，你管的是關爺在池袋的半個場子。”半個場子。不是全部，但也不隻是八個人。這台賭博機的地下錢莊、高利貸催收、籌碼兌換，都跟這個場子有關。關爺把半個場子交給他，不是信任——是試探。
車停在一條窄巷子裏。巷子兩側都是老舊的多層建築，牆麵上爬滿了各種顏色的管道和空調外機。抬頭往上看，電線像蛛網一樣橫七豎八地架在樓與樓之間，把天空切成不規則的幾何碎片。白天的池袋西口是安靜的——便利店、藥妝店、幾家拉麵館懶洋洋地開著門，偶爾有家庭主婦提著菜籃經過。但到了晚上，這裏會變成另一種地方：霓虹燈牌準時亮起，柏青哥店的金屬彈珠聲從門縫裏漏出來，穿皮衣的年輕人在巷口抽煙，目光追著每一個路過的陌生人。
賭場在地下。入口是一棟五層舊樓的半地下室，從地麵往下走六級台階。門口沒有招牌，隻有一個門牌號——西池袋三丁目12-7。鐵門上刷了一層暗綠色的漆，漆麵上有無數道劃痕，新的疊著舊的，像某種反複被書寫的暗號。門框上方裝了一個攝像頭，鏡頭上蒙著一層灰，但紅色的指示燈亮著，說明有人在看。
老馬在鐵門上敲了三下——兩短一長。門上的小窗開了，一雙眼睛在裏麵掃了一圈，然後關上。鐵鎖哢嚓一聲，門從裏麵推開。一股混合著煙味、汗味和榻榻米黴味的熱氣撲麵而來。
“今晚的暗號是‘雨’。迴答‘傘’。”老馬對陸川說，“明天換。每天都不一樣。”
賭場比外麵看上去大得多。大概八十平米，被幾根水泥柱子撐起，空間被分割成三個區域。中間擺著兩張麻將桌，鋪著墨綠色的絨布，絨布邊緣磨得發亮。角落裏是花牌和骰子區，地上鋪著幾塊舊榻榻米，上麵坐著一圈賭客——大多是中國人，也有兩個日本上班族，領帶鬆了，袖子捲到手肘，眼睛盯著骰子在碗裏跳動的軌跡。靠牆邊有一張簡易吧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站在吧檯後麵，手裏拿著開瓶器，麵前擺著一排啤酒和幾瓶廉價威士忌。她的頭發燙著老派的卷，眼線畫得很重，嘴唇塗著暗紅色的口紅，笑起來的時候眼角有細密的紋路——那不是年紀的紋路，是在煙霧彌漫的賭場裏待太久的紋路。賭客們管她叫“花姐”，她就這麽聽著，不反駁。
再往裏，最深處，有一扇門。鐵質，帶電子鎖，鎖頭上有一個數字鍵盤。那是金庫。
陸川帶著阿龍阿虎站在賭場中間。阿虎東張西望，眼睛不夠用——麻將桌上的籌碼堆成小山，五顏六色的小圓片在燈光下閃著塑料的光澤。花牌區的賭客嘴裏叼著煙，手上的牌飛快地翻動，每一輪結束都有人拍著榻榻米大笑或罵娘。骰子區那邊，有人連贏了三把，把錢疊成扇形在手掌上拍得啪啪響。
阿虎看得入神，嘴裏念念有詞：“這地方比工地有意思多了。哥你看那個——那人贏了多少錢？起碼五萬吧？他媽的，比咱扛三天水泥賺得都多。”他用手肘捅了捅阿龍的肋骨，示意他看骰子區那個正在收錢的賭客。
阿龍隻掃了一眼。他注意到的是另一件事：賭場裏有三個穿黑衣服的人沒有在賭。他們站在三個對角——前門、吧檯旁邊、金庫門口，眼睛在賭客之間來迴掃。他們腰間鼓鼓的，別的不說，至少有一根甩棍。阿龍記得工地上的監工也這種站法——重心靠前，雙肩微聳，隨時準備動手。
“別光看錢，”阿龍對阿虎說，“你看人。”
“什麽人？”
“那些站著的。”
阿虎這才注意到。他覺得他哥有點太緊張了——不過是看場子嘛，別人輸了贏了關咱們什麽事。但他哥說的話從來沒錯過，所以他還是把目光從骰子區移到了牆角的黑衣人身上，開始記他們的站位。
陸川走到吧檯邊。花姐正在開一瓶啤酒，抬頭看了他一眼，手上的動作沒停。
“新來的？”
“嗯。”
“關爺的人？”花姐把啤酒瓶放在台麵上，用抹布擦了擦手。
“嗯。”
“我是花姐。這邊管酒和籌碼兌換。”她看著陸川，目光在陸川臉上那道還沒完全消退的工地擦傷上停了一下，“你是關爺說的那個東北人？”
“陸川。”
“關爺說你今晚開始接手這半個場子。”花姐用大拇指朝最裏麵的區域劃了個方向，“那半邊的麻將桌、骰子區、還有那扇門——都歸你管。這邊靠近門口的一半是老陳的，他今晚不來。除了你們，場子裏還有八個常駐的安保，三班倒，每班三個人。門口有監控，後院有個緊急通道——出了門往左拐五十米能上大路。牆上的報警按鈕有三個——吧檯後麵一個、麻將桌下麵一個、金庫門旁邊一個。按了之後三分鍾內老馬會帶人過來，但最好別按——如果你按了，說明你搞不定。”
花姐說完這番話，仰頭喝了口啤酒，看著陸川。她在等這個新來的男人露出任何不確定的表情——皺一下眉、移開目光、問一個多餘的問題。但陸川隻是點了點頭，問了一句：“那幾個穿黑衣服的是誰的人？”
花姐順著他的視線看過去。前門那個黑衣人正在檢查一個賭客的口袋——那個賭客想帶照相機進來，被攔下了，正在用福建方言發牢騷。吧檯邊那個黑衣人是花姐的老搭檔，姓孫，在賭場幹了八年，從來不賭，也不喝酒。金庫門口那個——花姐多看了一眼——是個年輕人，看著比陸川大不了幾歲，但站姿很專業，脊背挺直，雙手自然交叉在腹前。
“孫哥。”花姐用下巴指了指吧檯邊的黑衣人，“在這裏幹了八年。前門那個姓周的，金庫門口那個姓許的。他們都是關爺的人。算起來你管他們——但最好先跟他們喝頓酒。”
“好。”陸川說，“酒記我賬上。”
花姐笑了一下。那個笑容裏有什麽東西——不是熱情，不是嘲諷，而是某種“先看看你能撐多久”的審慎。
陸川沒理會那個笑。他走到金庫門口，發現那個姓許的年輕人正盯著他看。不是那種挑釁的盯法，是那種——審視。像老兵在審視一個新來的排長：你有什麽本事？你憑什麽管我？
“許哥。”陸川打了個招呼。
“叫小許就行。”小許的聲音不高，但有一種壓抑著的緊繃感，像一根擰得太緊的弦。
“今晚有什麽異常？”
“目前沒有。但週三晚上輸錢最多的那個日本人——就是那個上班族——他今晚又來了。”小許用眼神指了指骰子區邊上坐著的一個中年男人。那人三十出頭，穿著白襯衫，袖口有磨損的痕跡，領帶還沒解但已經歪到了肩膀上。他坐在骰子區最靠邊的位置，沒有像別的賭客那樣興奮或沮喪，隻是盯著碗裏的骰子，表情麻木得像一塊舊布。他麵前堆著的籌碼不多，但每一把都押得比前一把大。“他在追輸。這種人最容易出事。另外，麻將桌那邊有個福建人在查牌，他懷疑莊家出老千——目前還沒吵起來，但快了。前門老王跟他說過了，他暫時沒再說話，但眼神不對。”
“麻將桌那個福建人，他平時跟誰一起賭？”
“他一個人來的。但上個月有個福建幫的在咱們這邊借了錢——後來沒還，被關爺的人追到碼頭才補上。欠錢的那個叫陳金龍的手下——不是陳金龍本人，是他底下的一個跑腿的。但傳出去的話不太好聽：有人說是我們故意放水讓他輸的。”
“陳金龍？”陸川問。
“福清幫的。”花姐不知什麽時候走到他身邊，壓低聲音說，“這個人在華人幫裏勢力不小，關爺跟他有過幾次摩擦。都不算大，但每次都不愉快。他手底下的人不是善茬。關爺交代過——跟陳金龍的人做交易，必須他點頭。”
陸川把這條資訊記在心裏。他注意到那個懷疑莊家出老千的福建人雖然不再吵了，但還在盯著麻將桌那邊——不是盯著牌，是盯著人。他在記人。他在看那兩個麻將桌的莊家。這兩個莊家都是關爺的人，一個姓鄧，一個姓石，專門負責坐莊贏錢。賭場要盈利，不能全靠運氣，得有技術——但不是出千，是算牌。鄧師傅和石師傅都是算牌高手，能在三圈之內算出桌上每一家的牌型概率。鄧師傅發牌的時候手指不動，石師傅洗牌的時候眼睛不看牌，但嘴裏在默唸——他在記每一張牌的位置。這種事在任何一個正規賭場都不算作弊，但在一個輸紅了眼的人看來，這就是作弊。
“那個福建人還在看。”陸川說，“他今晚不會動手，但他迴去之後會跟陳金龍說。賭場出老千——不管是不是真的——這話傳出去不好聽。下次陳金龍的人來，叫關爺過來一趟。”
“為什麽？”花姐問。
“因為關爺在場，陳金龍的人動手之前得先給關爺麵子。他必須算成本。”
花姐看了他一眼。這次她的眼神和剛纔不一樣了——那種審慎還在，但審慎的內容變了。不是“你行不行”，是“你怎麽已經想到這一步了”。
海生在賭場裏走了一圈。他沒跟任何人說話，也沒看麻將桌。他在看別的——監控攝像頭的覆蓋盲區，有兩個——一個在後門走廊轉角，另一個在骰子區和吧檯之間被柱子擋住的位置。消防通道出口的鐵門上了鎖，鎖頭生鏽，需要用力才能擰開。籌碼兌換的手續——賭客從花姐那裏用現金換籌碼，籌碼有三種麵值——一千、五千、一萬，顏色不同，用的是彩色塑料片，邊緣有鋸齒防偽。每種顏色對應的日元麵值在吧檯後麵的黑板上寫得很清楚，但字型太小，從賭桌那邊根本看不清。高利貸借據放在吧檯下麵的抽屜裏——陸川讓他檢查抽屜的鎖，他蹲在吧檯旁邊，假裝係鞋帶，把鎖的結構看了兩眼，然後在心裏畫出了一套開鎖需要的工具和步驟。他迴到陸川身邊，在陸川耳邊低語了幾句。
陸川轉向花姐。
“後門走廊轉角的監控有盲區，加一個鏡子。消防通道的鎖生鏽了，明天換一把新的。金庫門口的電子鎖密碼——你這裏有沒有人能改？”
花姐手裏捏著一枚骰子，拇指在骰子的棱角上慢慢摩挲。
“改密碼需要關爺本人同意。”
“那就去問。”
“你以為你是誰？”花姐終於把那個問題說了出來，但語氣裏沒有敵意，隻是想知道。
陸川轉過臉來，目光從賭場最裏麵掃到門口，把每一個賭客、每一個安保的站位都看了一遍，然後說：“關爺讓我管這個場子。場子出了事，我負責。改個密碼不是什麽大事——但萬一今晚有人摸到了密碼，丟的錢是你賠還是我賠？”
花姐放下了骰子。骰子在吧檯上滾動了兩圈，撞到啤酒瓶停下來，朝上的那麵是六點。
“明天老馬過來，我跟他說。”
“好。”陸川說完，繼續繞場巡視。
他走過麻將桌，鄧師傅正端著一杯茶，目光越過杯沿盯著那福建人的背影。陸川在鄧師傅旁邊停了片刻，鄧師傅抿了口茶，輕聲說了句：“那福建人吃了虧，會迴來。”陸川點點頭：“他迴來的時候，從側門帶他進來，別走正門。”鄧師傅把茶杯放在牌桌上，說：“好。”
他走過骰子區，那個日本上班族又輸了一把。上班族麵前堆著的籌碼隻剩下最後幾枚了——都是最小麵值的一千日元籌碼，被他整整齊齊地疊成一摞，像在維護某種即將崩塌的秩序。他伸手去拿下一枚的時候，手指在發抖。不是激動，是腎上腺素耗盡了。陸川注意到他的手——手腕細得像一根枯枝，指甲咬到肉裏，指縫裏有墨水漬。這是一個文員。一個每天坐在格子間裏，被泡沫經濟壓在最底層的人。
阿虎就站在骰子區旁邊，滿眼放光地看著賭桌上翻飛的籌碼，手插在褲兜裏，指尖在褲兜裏興奮地彈動著——他也想押一把。他覺得今晚手氣好，從上車到現在一直覺得手氣好。他往前邁了半步。
阿龍一把拽住了他的後領，把他往後拖了一步。
“你瘋了？”
“我就押一把——”
“一把都不行。”阿龍把他推到牆邊，壓低聲音說，“你忘了關爺的規矩了？‘三不碰’——第一條就是不準碰賭。”
“我不碰！我就看——”
“看也不行。”阿龍把他轉向牆角，讓他麵壁思過，“你這個人——看了就想試，試了就想贏，贏了想再贏，輸了想翻本。你知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麽進來的？都是跟你一樣想的——‘我就試試’，然後就把三個月的工資全輸在裏邊了。你看看那個日本人——你看他的手。你想變成那樣？”
阿虎順著阿龍的目光看向那個上班族。上班族把最後一枚籌碼押了出去。骰子響過，莊家報數——又輸了。他站起來，椅子被他往後推倒，木椅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一聲。他站在那裏，看著空蕩蕩的桌麵，像在看一個剛剛離開的人留下的最後一張字條。
“他今晚輸了多少錢？”阿虎的聲音忽然變了，不再興奮。
“不知道。”阿龍說，“但肯定比他一個月工資多。走吧。陸哥讓咱們去後院守通道。”
阿虎沒有再說話。他跟他哥往後院走去，走過那個上班族身邊的時候，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腳步。上班族正低著頭，雙手垂在身體兩側，手指一張一合，像一個被抽掉了骨架的風箏。他手裏捏著一個空錢包——不是被偷了，是輸完了。阿虎想說什麽，但阿龍從後麵拽了他一把，把他拖進了後院走廊。後院的夜風冷得像刀子，吹得阿虎一個激靈。他靠在牆上，抬頭看著被電線切成碎片的天空，忽然說：“哥，我不賭了。”
“本來就沒讓你賭。”
“我說真的——我以後也不賭。”
“好。”
後院的夜風灌進走廊，把牆上一張老舊的賽馬海報吹得嘩啦啦響。阿虎把手插進褲兜，手指沒有再彈動。
深夜兩點，賭場清場。賭客們裹著外套走了——有人贏了錢腳步輕快，有人輸了錢低頭不語，有人輸光了還不肯走，被安保架著胳膊送出門口。那個福建人最後瞪了鄧師傅一眼，然後消失在夜色裏。日本上班族是倒數第二個走的，他的背影在街燈下拖得很長，像一根被拉長了的影子，快要被黎明前的黑暗吞噬。麻將桌上堆著的籌碼被分類收進金庫，骰子和花牌歸攏到吧檯後麵的儲物櫃裏。花姐在數現金，手指翻得飛快，每一張鈔票都對齊同一個方向，正反麵一致。這是她的習慣——數錢的時候不說話，不看人，隻盯著鈔票上的數字。
“今晚流水三百四十萬。毛利——大約八十萬。扣掉安保工資、酒水成本、場地費，淨利潤大概三十萬左右。週三那個日本人輸了不少——一個人貢獻了今晚毛利的三成。”她頭也不抬地對陸川說。
陸川走到金庫門口。小許還站在那裏，脊背還是那麽直，但眼底有疲憊的血絲。他在這個位置站了八個小時。
“辛苦了。”陸川說。
小許沒有說話。他隻是看著陸川，那個眼神和幾個鍾頭前一模一樣——審視。一個老兵在新排長麵前站了八個小時，等的是排長能不能證明自己不隻是會說。
“許哥。明天開始，你需要做什麽？”
“守住金庫。”
“錯了。”
小許的表情微微一變。花姐也抬頭看向這邊。
“明天開始，你守的不隻是金庫。”陸川說，“你守的是這個場子裏所有人的退路。金庫裏的是錢，金庫外麵的是人。人亂了，錢再多也守不住。那三個人——”他指向站在門口的老周和正在收拾吧檯的老孫，“他們跟了你多久？”
“老週六年。老孫八年。”
“這八年，有沒有人在賭場裏鬧事你們沒按住？”
“……有。去年秋天，有個欠債的被陳金龍的人堵在門口，打斷了三根肋骨。”
“那次你在哪？”
“我在金庫門口。”
陸川往前走了一步。小許的下巴繃緊了。
“下次。如果再有人在你麵前動手——金庫可以鎖，人不能不管。我說的。”
小許沒有說話。他盯著陸川看了很久，然後，緩緩地點了點頭。花姐在旁邊看到了這一幕，把手裏的鈔票放下，端起吧檯上的半杯啤酒喝了一口。啤酒已經不涼了，但她喝得很慢，像在重新品嚐今晚的某種滋味。
陸川走到後門走廊。阿龍和阿虎坐在台階上，夜風把他們的頭發吹得亂七八糟。阿虎已經把剛才那個上班族的事忘了——至少表麵上是忘了。他正在跟阿龍說老家碼頭上一次台風掀翻了多少條船，說到興奮處還用手比劃浪頭的高度。阿龍聽著，偶爾點頭，偶爾說一句“那條船後來修好了”。他們的聲音在空蕩的走廊裏迴蕩，混著遠處最後一班電車的行進聲，被東京夜晚的最後一絲嘈雜吞沒。
海生坐在走廊的另一頭，膝蓋上攤著他的筆記本。他不是在記數字，是在畫——畫賭場的平麵圖。每一個攝像頭的位置、每一個安保的站位、金庫門鎖的型號、後門通道的拐角角度、監控盲區的麵積大小。他畫的不是什麽間諜地圖，而是一個少年對這個灰色世界的第一次係統化理解。每一筆都認真到近乎虔誠，線條稚拙但比例精準。
陸川在他身邊坐下：“累不累？”
“不累。陸哥，我發現一件事——消防通道的鎖雖然鏽了，但鎖芯是新的。像是被人換過。”
“什麽時候換的？”
“不知道。但舊鎖鏽成那樣，鎖芯不可能這麽新。”
陸川把這條資訊存進腦子裏。
迴到公寓已經是淩晨三點半。六疊榻榻米上，剩下的幾個兄弟還沒睡——鍾亦鳴在角落裏研究股市走勢圖，報紙上密密麻麻的數字在他手指下排列成某種隻有他看得懂的圖案。他看到陸川迴來，摘下那副度數不對的眼鏡，用襯衫下擺擦了擦，示意陸川過來看。
“日經指數今天又漲了百分之一點八。”鍾亦鳴在報紙空白處畫了一條曲線——開始平緩，然後忽然往上走，越走越陡，最後幾乎變成了垂直的懸崖，“去年年底到現在，兩個月漲了將近百分之十五。按這個速度，年底能破三萬點。”
陸川在榻榻米上躺下，把帆布包墊在頭下麵。天花板上那道細長的裂縫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格外清晰，像一條幹涸的河床。他的手腕上那根紅繩已經磨得有些褪色，但死結還是死結——越拉越緊。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泡沫在加速膨脹。昨天報紙上登了，東京都核心區商業用地平均漲幅同比超過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陸哥。一塊地皮，今年值一億，明年就值一億四——什麽都不用幹，隻靠漲價。”鍾亦鳴的鉛筆在數字上敲了敲，聲音裏有一種罕見的亢奮，“所有人都覺得會一直漲下去。包括那些做地產的、做股票的、開賭場的。”
“但你覺得呢？”
“我覺得——如果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樣，那就一定有哪裏不對。一個牌桌上，如果所有人都押同一個方向，莊家就要開始擔心了。”
陸川閉上眼睛。賭場的煙味還殘留在衣服上，混著工地上沒洗幹淨的水泥灰，形成一種奇異的混合氣味——紙醉金迷和體力勞動，兩種截然不同的氣味攪在一起，沉澱在這間六疊公寓的空氣裏。
“亦鳴。”
“嗯？”
“明天你去趟證券公司的營業部——不是去開戶，是去觀察。你現在手裏還沒錢，但你可以先學。去看營業部的排隊長什麽樣，去看那些買股票的人臉上是什麽表情。如果他們臉上全是自信，那泡沫還沒到頂。如果他們臉上開始出現猶豫——你再告訴我。”
“好。”鍾亦鳴在筆記本上寫下“營業部觀察”四個字，在旁邊標注了日期，“還有一件事。陳金龍——這個名字我做了個初步調查。他在新宿華人圈子裏勢力不算最大，但他手段最狠。去年關爺在台場的一批貨被搶——不是森田組幹的，是陳金龍的手下做的。那個搶貨的人後來被關爺抓到，打斷了腿。陳金龍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但他以後每次見到關爺都笑眯眯的。這種人纔是最危險的——會笑的人，你不知道他什麽時候不笑。”
陸川把紅繩在手指上纏了一圈。關爺在年夜飯那晚給他的那顆幹棗，現在收在帆布包最裏麵的小口袋裏。棗皮幹得發硬，顏色暗紅，像一顆凝固的血滴。老陳托人帶的。棗到了，人還沒到。樹還沒種。
“關爺知道。”
“關爺當然知道。但關爺老了。關爺想在他退之前，把這些麻煩都擺平——或者至少把能擺平的都擺平，剩下的交給接班人。”
“你是在說我？”
鍾亦鳴沒有迴答。他用鉛筆在報紙空白處又畫了一條線——這次不是往上，是往下。往下再往上，形成一個v字。然後他在v字的頂端畫了一個圈。
“如果你能搞定陳金龍——不是打贏他，是讓他不敢再動關爺的東西——那你就是那個接班人。”
窗外，新宿的霓虹開始熄滅。不是同時熄滅，是一塊一塊地——先是街角那塊粉色的“無料案內所”滅了，然後是二樓那塊金色的“club”，再然後是最遠處那座摩天輪上的燈帶。歌舞伎町這座不夜城，在天亮前也終於困了。第一縷灰色的光透進六疊榻榻米的窗戶，照在阿繡膝蓋上那件正在縫補的工裝上，照在阿虎四仰八叉的睡姿上，照在鍾亦鳴密密麻麻的股票走勢圖上，照在陸川手腕上那根褪了色的紅繩上。東京的又一個清晨正在降臨。
陸川還沒有睡。他閉著眼睛，但腦子裏在過明天的安排：第一件事，讓海生去查消防通道鎖芯是誰換的。第二件事，讓阿龍盯著那個福建人有沒有再來。第三件事，讓花姐把週三那個日本上班族的借據找出來——如果他有欠債的話。第四件事——他睜開眼睛，看著天花板上那道裂縫——去找老陳。
他在想一件事。關爺說“棗到了，人還沒到，樹還沒種”。這句話他琢磨了很多遍。棗是給他的——不是讓他吃的，是讓他記住。記住老陳在望道居裏說的那些話，記住“樹和賊的活法不一樣”，記住在這個國家，中國人如果沒有根，遲早會被當成柴燒。棗到了，老陳還沒到。老陳還在望道居裏，等他。
他翻了個身，把帆布包調整了一下位置。阿虎打鼾的聲音在六疊榻榻米上空迴蕩，規律而有力，像遠海上的輪機聲。這聲音在工地的清晨出現過，在冷凍車廂的深夜出現過，在底艙的風浪中也出現過——隻要阿虎還在打鼾，就說明他還活著，他們都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