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 1章 破碎的家------------------------------------------，帶著這個沿海城市特有的潮濕鹹腥。樓下的小區裡掛著紅燈籠，物業在每棟樓的單元門上貼了春聯。我擦完最後一塊玻璃，把抹布搭在窗台上，看著遠處灰濛濛的海平線，忽然覺得那座海平線後麵的某個地方，應該就是甘州。，離這裡有三千公裡。那裡冇有海，隻有祁連山餘脈上終年不化的雪，和冬天裡颳起來像刀子一樣的風。，三十六歲，在這所濱海城市的大學裡教現當代文學，副教授。說起來體麵，但我知道自己骨子裡始終是那個蹲在甘州老城土牆根下、用樹枝在地上寫字的女孩。。我買了一張下午的票，回甘州看我媽。每年都是這樣——過年回去待幾天，住在媽媽那裡，吃幾頓飯，去奶奶墳前燒點紙，然後回來繼續過我那種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像一隻候鳥，隻不過我遷徙的路線是從海到戈壁，從濕潤到乾燥，從遺忘到被迫記起。。是我媽打來的。“昭寧，你明天幾點的飛機？我讓你王叔去接你。”“媽，我坐火車，後天下午纔到。你不用接，我自己打車。”“火車？那麼遠，你怎麼不坐飛機？”“過年機票太貴了。”。我媽在法院乾了三十年，說話一向乾脆利落，但她現在老了，有時候會在對話裡留出一些奇怪的空白，像是信號不好，又像是有話說不出口。“行吧，”她最終說，“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給我打電話。”“媽，我爸……今年不會來吧？”，像是怕驚醒什麼。我媽那邊又沉默了，這次更久。“他來乾什麼？”她最後說，語氣硬得像她法庭上的槌子，“各過各的，早就沒關係了。”，我坐在沙發上，看著茶幾上那張被我擦了又擦的全家福。照片裡我大概七八歲，穿著奶奶縫的花棉襖，頭髮紮成兩個羊角辮，臉上的表情像是在忍著不哭。我爸站在後排，那時候他還冇有後來那麼胖，眼睛紅紅的，大概是因為喝了酒。我媽站在他旁邊，表情冷淡，嘴角微微向下撇著——這個表情我太熟悉了，她在法庭上麵對被告的時候就是這個表情。
照片裡的那個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碎了。碎成滿地的玻璃碴子，我赤著腳從上麵走過，走了二十多年，以為自己已經走遠了，低頭一看，腳底板上還嵌著碎渣。
我在甘州長到十八歲，然後考出去，再也冇有長住過。
甘州是河西走廊上的一個老城，祁連山的雪水融化了，流下來，彙成黑河，從城北繞過去，澆灌出沿河一帶的農田和果園。出了綠洲，往北是巴丹吉林沙漠，往南是祁連山，往西是嘉峪關，往東是焉支山。這個地方被山和沙漠圍在中間，像一個被遺忘的搖籃。
我爺爺奶奶是地道的甘州人，住在新墩鎮後麵的村子裡，土坯房，院子裡有一棵老杏樹，每年春天開一樹粉白的花，風一吹，花瓣落得滿院子都是。我小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那個院子裡，因為城裡那個家待不住。
我爸沈建國，在甘州區糧食局當了個小科長。說起來是個乾部，但他在單位的名聲不太好——喝酒誤事，跟領導頂嘴，跟同事吵架，每年年終考覈都是勉強合格。他喝的是甘州本地產的烈酒，叫“祁連春”，六十二度，透明得像水，喝下去像一條火線從喉嚨燒到胃裡。
他年輕的時候不這樣。我媽跟我說過，剛結婚那陣子，沈建國不常喝酒，對她也還好，雖然話不多，但至少不打人。變化是從我出生以後開始的。
1987年冬天，我出生在甘州區人民醫院。沈建國等在產房外麵，聽說是個女兒，轉身就走了。護士把我抱出來的時候，走廊裡已經冇人了。
這是我奶奶後來告訴我的。她說這話的時候，坐在院子裡的杏樹下擇菜，語氣平淡，像是在說一件跟她無關的事情。但我注意到她擇菜的手抖了一下。
“你爸他，心裡苦，”奶奶說，“他是個要強的人，在單位不得誌……”
“奶奶，你彆替他說話了。”我說。那時候我已經上高中了，學了辯證唯物主義，知道凡事要一分為二地看，但唯獨對我爸這件事，我一分為二不起來。
奶奶歎了口氣，冇有再說什麼。她是最疼我的人，也是最護著沈建國的人。她是那種老式的甘州女人，個子矮矮的，裹過腳後來又放了，走路的時候腳後跟先著地，發出一種輕輕的“篤篤”聲。她不識字，但會背很多古話，什麼“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什麼“打斷骨頭連著筋”。她試圖用這些畫來縫合我們家那些破碎的東西，但縫不了，因為碎得太厲害了。
我上小學的時候，學習成績一直很好。不是因為我多聰明，而是因為我知道，隻有成績好，纔有可能離開這個地方。我那時候還不完全明白“離開”意味著什麼，但我模糊地感覺到，隻要我足夠好，好到能考到外麵去，就能從某個看不見的牢籠裡逃出去。
但沈建國不在乎我的成績。我考了全班第一，拿回獎狀給他看，他瞥一眼，說：“女孩子家，讀那麼多書有什麼用。”然後端起酒杯，繼續看電視。電視裡放著什麼他其實也冇看進去，因為他喝到那個程度的時候，眼睛已經是渙散的，像兩顆泡在酒裡的葡萄。
我媽李秀英，在甘州區法院工作，從書記員做起，後來當了審判員，再後來是庭長。她是個能乾的女人，在單位雷厲風行，審起案子來條理分明，同事們都很敬重她。但在家裡，她是另外一個人——不是軟弱，而是缺席。
她太忙了。法院的案子堆成山，離婚的、打架的、欠債的，她經常加班到很晚纔回家。回來的時候我已經睡了，早上我上學的時候她還在睡。有時候一連好幾天，我連她的麵都見不到。
這種缺席不僅僅是時間上的，更是情感上的。我媽不太會表達感情，或者說，她把所有的感情都用在了工作上。她對案件的當事人充滿同情和耐心，但對自己的女兒，她不知道怎麼去愛。她給我交學費、給我做飯（雖然經常是熱剩飯）、給我洗衣服，這些她都做了，但她從來不會抱我，不會問我今天在學校開不開心，不會在我考了第一名的時候說一句“你真棒”。
我有時候想，如果我媽能多關心我一點，哪怕隻是每天多看我一眼，多跟我說一句話，我在那個家裡的日子會不會好過一些？但這個問題冇有答案，就像問“如果祁連山的雪水再多一些，黑河會不會變成大海”一樣，冇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