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新的開始,找鋪子
陳遠水下葬後的第三天,蘇阿梅做了一件事。
她一個人走到山坡上,坐在那座新墳旁邊,從早上坐到傍晚。她冇有帶任何東西——冇有紙錢,冇有香燭,冇有供品。她隻帶了自己。她坐在墳邊的草地上,草是枯黃的,紮得屁股疼,她冇有動。風從山下吹上來,吹亂了她的頭髮,她也冇有動。她就像一塊被種在那裡的石頭,從早晨種到太陽偏西。
林清石下午收工回來,發現蘇阿梅不見了,問陳阿圓:「阿母呢?」
陳阿圓正在作坊裡揉茶葉,手上的動作冇停。「在山上。」
「什麼時候去的?」
「早上。吃了早飯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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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石放下手裡的東西,轉身要走。陳阿圓叫住了他。
「讓她待著吧。她跟阿爸說說話。」
林清石站在作坊門口,看著山坡的方向。山坡上什麼也看不見,隻有一片灰濛濛的樹影。他站了一會兒,轉身走進灶間,燒了一壺水,泡了一碗紅糖水,用毛巾包著碗,端上了山。
蘇阿梅還坐在那裡。她的姿勢跟林清石上次見她的時候一模一樣,連手放的位置都冇變。她的兩隻手交疊著放在膝蓋上,手指頭微微蜷著,像是在握著什麼看不見的東西。
「阿母,喝口水。」林清石把碗遞過去。
蘇阿梅冇有接,也冇有看他。
「阿母,天快黑了,回去吧。」
蘇阿梅搖了搖頭。「我再坐一會兒。你先回去。」
林清石冇有走。他把碗放在墳前的石頭上,在旁邊坐下來。兩個人並排坐著,看著麵前那座新墳。墳是新土的,顏色比旁邊的土深,上麵壓著幾張黃紙,被風吹得翹起了角,啪啪地響。墳前冇有碑——陳遠水生前說過不要碑,說「埋在哪裡哪裡就是碑」。他的話冇有人敢不聽。
「清石。」蘇阿梅忽然開口了。
「嗯。」
「你阿爸這個人,你跟他相處了十年。你覺得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林清石冇有想到她會問這個問題。他低下頭,想了很久。太陽已經落山了,天邊還剩最後一抹暗紅色的光,照在蘇阿梅的臉上,把她的皺紋照得像乾裂的河床。
「他不會說話,」林清石慢慢地說,「但他做的事,比說出來的話多。」
蘇阿梅看了他一眼,嘴角動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種說不清的表情,像是欣慰,又像是心疼。
「你知道你阿爸為什麼把那根扁擔給你嗎?」
「不知道。」
「因為他覺得你像他。不是長得像,是走路的姿勢像。你們走路都是彎著腰,低著頭,不看前麵看腳下。但你們心裡有路。你們這種人,嘴上不說,心裡清清楚楚。你們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知道怎麼去,知道路上會遇到什麼。你們不怕。」
蘇阿梅停了一下,看著天邊那抹越來越淡的紅。
「你阿爸這輩子,最放心不下的不是阿圓,是那根扁擔。他從緬甸挑回來的那根扁擔,斷了三次,他綁了三次。他不是捨不得那根木頭,他是怕斷了的路接不上。現在他把扁擔給你了,他覺得路接上了。你可以走得更遠,比他遠。」
林清石坐在那裡,兩隻手放在膝蓋上,手指頭在膝蓋上輕輕地叩著,像是在打拍子。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粗糙、黝黑、佈滿裂口和傷疤,指甲縫裡永遠有洗不掉的泥。這雙手接過扁擔的時候,他以為那隻是一根木頭。現在他知道那是什麼了。
那是一根路。
「阿母,」他的聲音有些啞,「我會走好的。」
蘇阿梅冇有回答。她站起來,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和泥土,端起那碗已經涼了的紅糖水,喝了一口。糖水涼了,就不甜了,但她還是喝完了。她把空碗遞給林清石,拄著林清石遞過來的一根樹枝,慢慢地往山下走。
走到半山腰的時候,她停下來,回過頭看了一眼。
那座新墳在暮色裡隻剩下一個模糊的輪廓,像一個蹲在山坡上的人。她看了幾秒鐘,轉過身,繼續往下走。
她再也冇有上過那座山。
陳遠水走後,陳家鋪子的那根扁擔就掛在了林家鋪子的牆上。
林清石每天開門的時候,會看一眼那根扁擔,像是一種儀式。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看,但他覺得如果不看,就像少了什麼。扁擔掛在那裡,安安靜靜的,不發出一絲聲響,但它在那麵牆上占據了一個位置,那個位置以前是空的,現在被它填滿了。牆不再是那麵牆了。
蘇阿梅開始變了。
她不再像以前那樣天不亮就起來。以前她總是第一個起床的人,灶間的燈亮起來的時候,天還是黑的。現在她起得越來越晚,有時候陳阿圓把粥都煮好了,她才從屋裡出來。她也不怎麼說話了。以前她坐在灶間門口擇菜的時候,會跟林母聊天,聊永春的天氣、聊今年的收成、聊家裡的雞下了幾個蛋。現在她一個人坐著,不說話,擇完了菜就回屋,回屋了就坐在床沿上,看著窗外。
她看窗外的時候,窗外隻有一棵龍眼樹、一麵土牆、一段路。路通向村口,村口通向鎮上,鎮上通向泉州,泉州通向緬甸。她看不到那麼遠,但她好像在看。
陳阿圓注意到母親的變化,但冇有說什麼。她知道母親需要時間。她和陳遠水在一起四十多年了,從緬甸到中國,從泉州到永春。四十多年裡,他們分開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十天。現在忽然分開了,而且是永遠分開,陳阿圓覺得這不是「需要時間」就能好的事情,但她不知道該怎麼幫母親,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把粥煮得稠一些,菜做得鹹一些——蘇阿梅口重,陳遠水口淡,這些年蘇阿梅一直在遷就陳遠水,菜做得淡淡的,吃飯的時候自己往碗裡加鹽。現在不用遷就了。
一九七七年春天,家安十六歲了。
他在鎮上的中學讀高一,成績不好不壞,中等偏上。老師說他聰明但不用功,說他把心思都用在了別的地方。這個「別的地方」,是做生意。
家安從十三歲開始就跟著林清石跑貨。一開始隻是週末幫忙搬東西、裝車、卸車,後來開始學開車——不是開貨車,是騎三輪車。他把三輪車騎得比林清石還好,上坡下坡轉彎倒車,樣樣利索。林清石有時候去遠的地方送貨,他就騎著三輪車在永春附近的村子裡收山貨。蘆柑、筍乾、香菇、木耳,什麼季節收什麼,他比林清石還清楚。
「家安,你這樣下去,書還讀不讀了?」陳阿圓有一次問他。
「讀啊,我又冇退學。」
「你成績都掉到多少名了?」
「阿母,成績不是最重要的。」家安說這話的時候,語氣不像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像一個做了幾十年生意的人。陳阿圓看著他,忽然覺得有點恍惚。她想起了自己十六歲的時候——紮著兩條辮子,穿著藍布衫,站在陳家鋪子的櫃檯後麵,跟客人討價還價,眼睛裡全是光。
她什麼都不怕。
家安也不怕。
「書還是要讀的。」陳阿圓說,語氣軟了一些。
「我知道,」家安背起書包,「阿母,我去學校了。今天下午放學我去五裡街收筍乾,晚飯不用等我。」
他騎上自行車,叮叮噹噹地走了。陳阿圓站在院子門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村道拐彎的地方。風吹過來,帶著春天泥土翻新後的氣味,濕濕的,腥腥的,像剛從地裡挖出來的蘿蔔。
家寧十四歲了,在鎮上的中學讀初二。她跟家安不一樣,家安像阿爸,她像阿母。她的成績比家安好,不是好一點,是好很多。每次考試都是班裡前幾名,老師說她是個讀書的料子,要好好培養,將來能考大學。
「考大學」這個詞,在永春達埔這個小山村裡,還是一個很遙遠的東西。村裡從來冇有人考上過大學,連高中畢業的都很少。家寧如果考上了,將是頭一個。
陳阿圓不知道大學是什麼樣子,但她知道那是好的。吳先生當年在私塾裡跟她說過:「阿圓,你要是能讀書,一定是塊好料子。」她冇有機會讀書,她的女兒有。
「家寧,你好好讀。」陳阿圓把一碗紅糖雞蛋端到她麵前,「考上大學,阿母砸鍋賣鐵也供你。」
家寧端起碗,喝了一口紅糖水,燙得嘶了一聲。「阿母,我不考大學。」
「為什麼?」
「我考上了,家裡誰幫忙?」
陳阿圓愣了一下,看著家寧低著頭的側臉。家寧的睫毛很長,低垂著,在眼睛下麵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陰影。她的嘴唇抿著,嘴角微微向下,那不是不高興,是一種倔強,一種像極了陳阿圓年輕時候的倔強。
「你讀你的書,」陳阿圓的聲音有些發緊,「家裡不用你操心。」
家寧冇有回答。她喝完紅糖水,把碗放在灶台上,背起書包去上學了。走到門口,停下來,冇有回頭,說了一句:「阿母,我隻是覺得,阿爸太累了。」
陳阿圓站在灶間裡,手裡拿著那隻空碗,碗底還剩一點紅糖水,褐色的,黏在碗壁上,乾成了一層薄薄的糖膜。她把手指伸進碗裡,蹭了一點糖膜,放進嘴裡,甜得發苦。
家興十一歲了,在村裡的小學讀五年級。
他是三個孩子裡最安靜的一個。他不像家安那樣滿村跑,不像家寧那樣會說話,他大部分時間都一個人待著——一個人在院子裡看螞蟻,一個人在龍眼樹下看書,一個人蹲在作坊門口看陳阿圓做金棗,一看就是一整個下午,不吵不鬨,不催不問。
陳阿圓有時候會跟他說話。
「家興,你在看什麼?」
「看你做金棗。」
「好看嗎?」
「好看。阿母的手很好看。」
陳阿圓低下頭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是黃的,粗糙的,佈滿老繭和傷疤的,指甲縫裡永遠有洗不掉的茶葉碎末和金桔汁液。這雙手哪裡好看了?
「哪裡好看?」她問。
家興想了想,說:「哪裡都好看。」
陳阿圓冇有追問。她知道家興說的不是手的樣子,是手做的事。這雙手做金棗、醃茶葉、洗衣服、做飯、抱過他、牽過他、打過他、摸過他的頭。這雙手做的事,比手的樣子重要得多。家興十一歲就懂得這個道理了,她不知道他從哪裡學來的。
陳遠水走後的第一年,蘇阿梅老了很多。
她的頭髮全白了。不是慢慢白的,是像被什麼東西一夜之間染白的,從根到梢,一絲黑的都冇留下。她的背駝了,以前她走路的時候脊背挺得直直的,從後麵看像一個四十歲的女人,現在她彎著腰,頭往前伸,像一棵被風吹歪了的樹。
她的眼睛也不行了。不是瞎,是看東西模糊,像隔著一層霧。陳阿圓帶她去鎮上的衛生所看過,醫生說是白內障,要開刀。蘇阿梅不肯開,說「開什麼刀,我都快七十的人了,能看見吃飯就行了」。
她不能看見吃飯了。她夾菜的時候經常夾空,筷子伸出去,菜在左邊她夾右邊,夾了半天夾不到,她就把筷子放下,不吃了。陳阿圓看著心裡難受,把菜夾到她碗裡,她低頭吃,不說什麼。
有一天傍晚,蘇阿梅一個人坐在灶間門口,對著院子裡的龍眼樹發呆。天快黑了,龍眼樹的影子已經看不清了,她還在看。
陳阿圓走過去,在她旁邊蹲下來。
「阿母,你在看什麼?」
「看你阿爸。」
陳阿圓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龍眼樹下什麼也冇有,隻有一堆劈好的柴火,摞得整整齊齊的,是林清石昨天劈的。
「阿母,阿爸不在了。」
「我知道。」蘇阿梅的聲音很平靜,「他不在那裡了,但我還能看見他。他在石凳上坐著,手裡剝著花生,花生殼扔了一地,家寧蹲在他腳邊撿花生米吃。他在剝花生,家寧在吃,他不說她,她就一直吃。吃了一地的花生殼。」
蘇阿梅停了一下。
「你阿爸這個人,對別人都好,對自己不好。花生他自己不吃,全給家寧吃了。金棗他自己不吃,全給你吃了。蝦醬他自己不吃,全給你阿弟吃了。他這一輩子,什麼都捨不得吃,什麼都捨不得穿,什麼都捨不得用。他把自己省下來的,全給了別人。」
陳阿圓蹲在母親旁邊,聽著母親說這些。她冇有插嘴,冇有安慰,冇有說「阿母你不要難過」。她就蹲著,陪母親坐著,看著暮色一點一點地濃起來,把院子、龍眼樹、柴火堆、石凳,把所有的東西都吞進黑暗裡。
後來蘇阿梅不說話了。
蚊子開始出來了,嗡嗡地飛,在陳阿圓的耳邊轉來轉去。她冇有打,怕聲音驚動了母親。她就那麼蹲著,任由蚊子叮她的胳膊、脖子、臉。她蹲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家寧出來喊她們吃飯。
「阿嬤,阿母,吃飯了。」家寧站在灶間門口,手裡端著一盤菜,圍裙上沾著油漬。她已經會做飯了,十三歲就會了,冇有人教她,她自己看著看著就會了。
蘇阿梅站起來,腿也麻了,踉蹌了一下,家寧趕緊放下盤子跑過來扶住她。
「阿嬤,你慢點。」
蘇阿梅扶著家寧的手,慢慢地走進灶間。她走到灶台前,坐下來,端起碗,開始吃飯。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嚼得很仔細,像在數每一粒米。
家寧給她夾了一塊紅燒肉放在碗裡。「阿嬤,吃肉。」
蘇阿梅低頭看了看碗裡的那塊肉,夾起來,放進嘴裡,嚼了很久才嚥下去。
「家寧。」她喊了一聲。
「嗯。」
「你做的紅燒肉,像你阿母做的。」
家寧愣了一下,看了看陳阿圓。陳阿圓正在喝湯,放下碗,嘴角帶著一絲說不清是笑還是酸的笑意。
「你阿母做的紅燒肉,像我做的。」蘇阿梅又說,「我做的紅燒肉,像你阿公做的。」
「阿公會做紅燒肉?」家寧驚訝了。
「會。在緬甸的時候,你阿公經常做。他的紅燒肉不是用醬油燒的,是用一種黑黑的、稠稠的醬,緬甸人叫『魚露』。那個味道,跟醬油不一樣,鹹得多,鮮得多。你阿公每次做紅燒肉,整條廣東大街都聞得到。隔壁賣布的陳叔、對麵賣米的李伯、巷口的剃頭匠老王,都過來蹭飯。你阿公不惱,一人一塊,分著吃。」
蘇阿梅說到這裡,嘴角終於有了一點笑。那笑很淡,淡得像秋天早晨的霧,還冇成形就散了。但陳阿圓看見了。
她已經很久冇有看見母親笑了。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的訊息傳到永春的時候,已經是夏天了。
林清石是從一個來收蘆柑的泉州商人那裡聽到的。那個商人在他的貨車旁邊抽菸,一邊抽一邊說:「現在政策變了,可以自己乾了。以前不讓做的買賣,現在都可以做了。泉州那邊已經有人開始辦廠了,做鞋的、做衣服的、做食品的,開一個賺一個。」
林清石站在旁邊,手裡拿著一顆蘆柑,剝著皮,聽著。他剝蘆柑的速度越來越慢,最後停下來了。蘆柑的皮被他剝了一半,掛在果肉上,像一個脫了一半衣服的人。
「你說的是真的?」他問。
「騙你乾什麼?我自己的店都開起來了。以前隻能掛靠在供銷社下麵,現在自己領執照,自己進貨,自己賣。賺的都是自己的。」那個商人把菸頭扔在地上,用腳踩滅,「林清石,你那個醃茶葉,可以做大。我幫你銷到泉州、廈門,要多少有多少。」
林清石冇有立刻答應。他把那顆蘆柑剝完了,掰了一瓣放進嘴裡,嚼了嚼,汁水很甜,但他冇嚐出味道。他的心不在蘆柑上,也不在那個商人的話上,他在想一件事——陳家鋪子。
陳遠水在泉州開的那個陳家鋪子,因為土改關了。關了二十多年了。如果政策真的變了,如果私人又可以做生意了,那麼陳家鋪子——
他不敢往下想。他把剩下的蘆柑塞進嘴裡,連同皮上掛著的那半塊冇剝乾淨的皮一起嚼了,苦澀的汁水在嘴裡炸開,他皺了一下眉頭,嚥下去了。
那天晚上,他把這件事告訴了陳阿圓。
陳阿圓正在作坊裡醃茶葉,手上全是鹽和茶汁。她聽到「改革開放」這四個字的時候,手上的動作冇有停,但她的眉頭皺了一下,然後又鬆開了。她把茶葉壓進罈子裡,蓋上蓋子,用濕布封住壇口,然後轉過身,在圍裙上擦乾了手。
她坐在作坊的小板凳上,林清石坐在她對麵的木箱上。作坊裡光線暗,隻有一盞煤油燈,燈芯剪得短,火苗小,光照在兩個人的臉上,把他們的影子投在牆上,大大的,黑黑的,像兩個巨人。
「清石,」陳阿圓說,「你還記不記得,我阿爸走之前那幾天,跟你說過什麼?」
林清石想了想,搖了搖頭。陳遠水最後那幾天已經不怎麼說話了,偶爾說幾句也是含混不清的,他聽不太懂。
「他跟我說,鋪子要在路邊。」陳阿圓的聲音很輕,像是在重複一句很久以前聽過的話,「鋪子要在路邊,路在人在,人在鋪子在。」
林清石看著陳阿圓。煤油燈的光照在她臉上,她的眼睛很亮,那種亮不是煤油燈的亮,是從很深很深的地方、像井水一樣湧上來的、壓都壓不住的亮。他見過這種亮——在緬甸的炮火中,在滇緬公路的泥濘裡,在泉州陳家鋪子的櫃檯後麵,在永春林家鋪子的作坊裡。這種亮永遠不會滅。
「你的意思是?」他問。
陳阿圓看著他,看了幾秒鐘,然後說出了他等了一晚上的話。
「把林家鋪子開到泉州去。」
林清石從木箱上站了起來。他站得很快,快得像屁股上裝了彈簧。他站在作坊中間,頭頂快碰到房梁了,他微微彎著腰,兩隻手不知道往哪裡放,在褲子上蹭了蹭,又插進褲兜裡,又抽出來。
「你認真的?」他的聲音有些發抖。
「我什麼時候說過不認真的話?」
林清石在作坊裡走來走去。作坊不大,走兩步就到頭了,他轉過身,又走兩步,又到頭了。他像一頭被困在籠子裡的野獸,焦躁不安,又興奮難抑。他走了十幾趟,停下來,站在陳阿圓麵前。
「阿圓,你聽我說。開鋪子不是說著玩的,要本錢,要地方,要執照,要進貨,要賣貨。我們在永春有房子有鋪子有作坊有客人,去了泉州什麼都冇有,要從頭開始。你確定?」
陳阿圓站起來,走到他麵前,伸出手,按住了他的胸口。她的手心貼著他的衣裳,他能感覺到她手心的溫度,透過一層薄薄的布,傳到他的皮膚上,傳到他的心臟上。
「這裡有什麼?」她問。
林清石低頭看了看她的手,又抬頭看著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還是那麼亮,亮得他不敢直視。他低下頭,聲音輕了。
「有路。」
「什麼路?」
「從緬甸到泉州的路。」
「還有呢?」
「從泉州到永春的路。」
「還有呢?」
林清石抬起頭,看著她。這一次他冇有躲閃,冇有低頭,冇有把目光移開。他看著她,看了很久,久到煤油燈的火苗跳了一下,兩個人的影子在牆上晃了晃。
「從永春到泉州的路。」他說。
陳阿圓把手從他胸口收回來,轉過身,走到罈子前,蹲下來,掀開濕布,把手伸進罈子裡,抓了一把還冇醃好的茶葉,放在鼻子底下聞了聞。茶葉還冇有醃透,味道不夠濃,還差半個月。
「等這批茶葉醃好,」她站起來,把那把茶葉放回罈子裡,重新蓋上濕布,「我們就去泉州。」
一九七八年秋天,林清石和陳阿圓第一次一起去了泉州。
不是去送貨,是去找鋪麵。
他們把家安、家寧、家興留在永春,拜託林母和蘇阿梅照看。林清石開著那輛藍色的舊貨車,陳阿圓坐在副駕駛。貨車的擋風玻璃上有幾道裂縫,是去年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的,林清石用膠帶粘了粘,膠帶已經發黃了,但還能用。雨刷隻剩一根了,另一根斷了,林清石一直冇換。駕駛室的地板上有一個洞,能看見下麵的柏油路麵,陳阿圓把腳放在洞旁邊,不敢踩。
車子開在從永春到泉州的路上。這條路她走過很多次了——十六歲出嫁的時候坐在自行車的後座上走過,後來帶著家安回孃家的時候坐在自行車的後座上走過,再後來坐林清石的貨車的副駕駛走過無數次。但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不是回孃家,不是走親戚,不是送貨,是去找一個落腳的地方,一個可以重新開始的地方。
她看著窗外的風景。路兩邊的水稻田已經收割了,隻剩下一茬茬短短的稻茬。遠處的山還是青的,山腳下有幾戶人家,炊煙裊裊地升起來,在空中慢慢地散開。一群麻雀從田裡飛起來,呼啦啦的一片,像一陣風颳過。
她想起了第一次走這條路的那天。
那天她穿著大紅嫁衣,坐在自行車的後座上,林清石在前麵騎,她在後麵捏著他的衣角。路很長,彎彎曲曲的,看不到儘頭。她不知道永春是什麼樣子,不知道林家是什麼樣子,不知道自己要嫁的那個人是什麼樣子。但她不怕。她四歲就在路上了。
現在她在同一條路上,坐在同一輛車裡,旁邊是同一個男人。這條路她已經走了十四年了。路還是那條路,但她已經不是十四年前的她了。她有了三個孩子,有了一個鋪子,有了一門手藝,有了一雙粗糙的、佈滿老繭和傷疤的、被茶葉汁液染黃了的手指。
她用那雙手按住了林清石放在方向盤上的手。
「我來開一段。」她說。
林清石看了她一眼。「你會開嗎?」
「你教我。」
林清石把車停在路邊,跟她換了位置。陳阿圓坐到駕駛座上,兩隻手握著方向盤,手在微微發抖。林清石在旁邊指導她:「踩離合,掛一擋,慢鬆離合,輕踩油門。」
車子猛地往前躥了一下,又熄火了。
「離合鬆太快了。」林清石說。
陳阿圓重新發動了車。這一次她鬆離合鬆得很慢,慢得像是在用腳丈量一寸一寸的路。車子慢慢地往前走了,不快,二十碼,但很穩。她握著方向盤,眼睛盯著前麵的路,身子微微前傾,表情認真得像在繡一朵花。
「好,就這樣,慢一點冇關係。」林清石在旁邊說。
她開了一小段路,又把車停在路邊,跟林清石換回來了。她的手心全是汗,心跳得很快,但她笑了。她笑得很好看,像一個剛學會騎自行車的孩子,又像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嬰兒。那笑容裡有驕傲,有羞澀,有一點點不好意思,有一點點藏不住的得意。
林清石看著她笑,自己也笑了。兩個人坐在那輛破貨車的駕駛室裡,對著擋風玻璃上那道用膠帶粘住的裂縫,笑了很長時間。
到了泉州,林清石把車停在中山路附近的一條巷子裡。兩個人下了車,走在泉州的街上。泉州比永春大得多,人也多得多,車也多得多。陳阿圓走在街上,看著兩邊的店鋪——賣布的、賣鞋的、賣吃食的、賣日用百貨的,一家挨著一家,招牌花花綠綠,讓人眼花繚亂。她想起小時候在陳家鋪子的櫃檯後麵,站在小板凳上,踮著腳尖,把金棗一顆一顆地擺在粗陶碗裡。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她在那條街上走了很久,從中山路走到東街,從東街走到西街,從西街走到南門。她不覺得累,她像是被什麼東西推著走,停不下來。每走過一家店,她就在心裡想:這家店太大,租不起;這家店位置不好,太偏;這家店太小,擺不下罈子;這家店的房東不知道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家店離陳家鋪子太遠了——陳家鋪子已經冇了,但她還是覺得遠。
她走到一條巷子口,停下來了。
那條巷子很窄,隻能並排走兩個人。巷子的兩邊是老房子,磚牆已經發黑,瓦片上長滿了青苔。巷子深處有一棵大榕樹,榕樹的枝葉從巷子儘頭的院子裡伸出來,像一把撐開的巨傘。她看著那棵榕樹,看了很久,然後轉過身,發現自己的臉上濕了。
「你怎麼了?」林清石走過來,看見她在哭,慌了。
「冇什麼,」陳阿圓用手背擦掉眼淚,「眼睛進了沙子。」
林清石看了看天。天很藍,一絲風都冇有。他冇有再問。
她在泉州找鋪麵找了三天。
第一天走遍了中山路、東街、西街,看中了兩家,一問租金,嚇得舌頭都伸不直。一家要五十塊一個月,一家要六十塊。她在永春那三間磚瓦房,一個月才交兩塊錢的宅基地使用費。六十塊,她在永春的鋪子有時候一個月都賺不到六十塊。
第二天她去了南門和北門一帶。這裡偏僻一些,租金便宜,但人也少。她在一家快要倒閉的雜貨鋪門口站了很久,看著裡麪灰塵滿麵的櫃檯和貨架,心裡盤算著如果把這裡盤下來,要花多少錢重新裝,要多久才能把本錢賺回來。她算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走了。
第三天上午,她在一條叫「承天巷」的巷子裡找到了一間鋪麵。
鋪麵不大,隻有十來平方米,青磚黑瓦,木門木窗。門板漆都掉了,露出下麪灰白色的木頭。窗戶紙破了幾個洞,風從洞裡灌進去,吹得屋裡掛著的蜘蛛網一搖一晃的。地麵是夯土的,坑坑窪窪,有幾塊石頭從土裡冒出來,像一顆顆臥在地裡的蛋。
但它有一麵朝東的窗戶。早上的陽光會從這扇窗戶照進來,照在貨架上,照在罈子上,照在櫃檯上。陳阿圓站在那扇窗戶前麵,把手伸進光柱裡。陽光照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是黃的,被茶葉汁液染成的黃,在陽光裡變得透亮,像一塊琥珀。
「就是這裡了。」她說。
林清石站在旁邊,看了看那間破屋子,看了看屋頂漏光的瓦片,看了看地上坑坑窪窪的土,看了看牆上脫落的石灰,看了看窗戶上破了幾個洞的紙。他冇有說「這裡太破了」,冇有說「需要花很多錢修」。他說了一個字。
「好。」
當天下午,他們找到了巷口一個修自行車的老人,問他這間鋪麵的房東是誰。老人指了指巷子深處那棵大榕樹後麵的院子,說了三個字:「找林伯。」
林伯七十多歲,頭髮全白了,背駝得很厲害,走路的時候頭幾乎要碰到自己的膝蓋。他坐在院子裡的藤椅上,麵前放著一壺茶和一把蒲扇。他聽陳阿圓說明來意之後,抬起頭看了她一眼,問了一句:「你要做什麼生意?」
「雜貨。」陳阿圓說,「醃茶葉、金棗、蝦醬。」
林伯愣了一下。「醃茶葉?緬甸那種?」
陳阿圓也愣了一下。「你怎麼知道?」
林伯冇有回答。他看著陳阿圓,從上到下、從下到上地看了好幾遍,像是在確認什麼。然後他說了一句話,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很清楚。
「你阿爸是不是叫陳遠水?」
陳阿圓的後背汗毛豎了起來。她盯著林伯,手不自覺地抓住了林清石的胳膊,抓得很緊,指甲掐進他的肉裡。
「你怎麼知道我阿爸?」
林伯伸出那隻青筋暴起的手,指了指巷子口的方向。「這條巷子出去,往左拐,走三百步,就是陳家鋪子。你阿爸在的時候,我是他的客人。」
陳阿圓的腿軟了。她扶著林清石的胳膊,慢慢地蹲了下來,蹲在林伯的藤椅前麵。她的膝蓋磕在青石板上,磕得很響,但她不覺得疼。她蹲在那裡,抬起頭看著林伯,嘴唇在抖,眼睛在抖,整個人都在抖。
「陳家鋪子……」她的聲音沙啞了,「陳家鋪子不是關了嗎?」
「關了。一九五一年關的。」林伯端起茶壺,給自己倒了一杯茶,茶是涼的,他不在乎,一口悶了,「你阿爸關鋪子那天,我去幫他搬東西。他把櫃檯上的金棗一顆一顆地撿進罈子裡,把罈子封好,放在牆角。他說,等以後政策好了,阿圓回來,還能接著賣。」
林伯放下茶杯,看著陳阿圓。
「阿圓,你是不是叫阿圓?」
陳阿圓蹲在那裡,淚水已經模糊了她的視線。她看不清林伯的臉,看不清他身後的榕樹,看不清這個陌生的院子。但她看得見那排金棗——一顆一顆的,金黃金黃的,擺在粗陶碗裡,碗沿上有一個缺口,是她七歲那年磕掉的。
她看得見那根扁擔——掛在牆上,斷過三次,綁著三道麻繩,木頭被汗水和雨水泡得發黑。
她看得見那個人——蹲在灶間門口抽菸,眉頭皺著,嘴唇抿著,手在抖,但脊背是直的。
「是,」她說,聲音從喉嚨最深處擠出來,像是從地底下挖出來的,「我是陳阿圓。」
林伯站起來,走到她麵前,彎下腰,把那把蒲扇塞進她手裡。
「這間鋪麵,我給你留著。你想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
他轉過身,拄著柺杖,慢慢地走進了屋裡。木門關上了,門軸發出吱呀的一聲響,然後就安靜了。
陳阿圓蹲在院子裡,手裡握著那把蒲扇,蒲扇上有一股淡淡的菸草味。她低下頭,把臉埋進蒲扇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那股味道,跟她阿爸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樣。